摘要：厚重濮阳：华野濮阳整军（全文）厚重濮阳 濮阳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徐教科 题写近日，由中国老区建设画报社主办的中国老区网刊登了濮阳县老区建设促进会（简称濮阳县老促会）组织撰写的文章《华野濮阳整军》，全面、系统、完整的再现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事...
厚重濮阳：华野濮阳整军（全文）
厚重濮阳 濮阳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徐教科 题写
近日，由中国老区建设画报社主办的中国老区网刊登了濮阳县老区建设促进会（简称濮阳县老促会）组织撰写的文章《华野濮阳整军》，全面、系统、完整的再现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经濮阳县老促会和作者本人同意，《厚重濮阳》予以转载。
1948年2月27日（农历正月十八）至5月31日（农历四月二十三），陈毅、粟裕奉中央军委命令率华东野战军，在濮阳进行了历时三个月的新式整军运动。这次整军是以土改教育为中心，以干部为重点，以“三查”为手段，以“三整”为目的，彻底克服了官兵中右倾保命、军阀残余、腐化堕落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解决了广大指战员为谁当兵，为谁打仗，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在这次整军期间，粟裕将军根据当时中原战争形势，向中央军委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设想。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经过分析研究，接受了粟裕的战略方案，改变了中央军委在中原战场上原来的作战部署。中央军委对华野濮阳整军极为重视，派朱德总司令于5月12日，到华野整军地（司令部驻濮阳县城东孙王庄村），进行视察，历时7天，在将士中间进行新的作战部署和战前动员，首次提出“解放全中国”口号，大大鼓舞了华东野战军全体将士。这次整军，对当时战争需要和军队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华野濮阳整军背景
1947年7月，解放战争已进行了一年，这一年，国民党军不可一世地向解放区疯狂进攻，步步挤压解放区，解放军采取战略上的内线作战方针，在解放区进行自卫防御，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基本上挫败了他们对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歼灭敌正规军97个半旅，78万人，伪军、保安队等杂部34万人，共计120万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由战争之初的430万人下降为373万人，正规军人数由200下降为150万。部队质量和战斗力更是严重削弱。解放军通过歼灭敌人来补充自己，总兵力由127万人增加到195万人，其中野战部队由61万人发展到100万人。
根据形势发展，中央军委为变被动防御为主动进攻，毛泽东主席于1947年7月21-23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军事计划和地方工作问题。决定全军主力部队转入外线作战；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他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用五年时间解决的战略设想。
就中原战场而言，1947年6月至7月，刘（伯承）邓（小平）按照军委命令，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12万多人，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接着发起鲁西南战役，打开南进通道，甩开紧急驰援的蒋介石大军，兵分三路，千里跃进大别山，到外线作战。由此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开始。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相继展开了战略进攻。1947年8月下旬，陈（赓）谢（富治）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第9纵队和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等部组成太岳兵团8万余人，于晋东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陕南，在豫陕边区往返机动作战，建立根据地。9月初，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等8个纵队，共18万人，组成西线兵团，在鲁西南进行沙土集战役后，以6个纵队越过陇海路南下，挺进豫皖苏，扩大原有根据地。11月底，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在中原地区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站稳了脚跟。以“品”字形，互为犄角，相互策应，紧密配合，在江（长江）淮（淮河）河（黄河）汉（汉水）之间到处主动出击，机动歼灭敌人。拦腰截断了中原地区两条交通大动脉——陇海铁路、平汉铁路，攻克了中原重镇洛阳。三路大军“三箭齐发”，挺进中原进击敌人，从战略意义上讲，三路大军形成“品”字形犄角阵势，犹如三把钢刀插进敌人腹部，对蒋介石的长江防线和沿江重镇南京、武汉构成了严重威胁。蒋介石对中原形势十分焦虑，但又奈何不得，国民党军只能忙于应付，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中原战局暂时形成了敌我双方相互对峙、相对比较稳定态势。这为毛泽东主席召开十二月会议、起草十二月会议主题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奠定了信心。1948年1月，曾对陈毅讲：我在大别山各兵团没有站住脚，我们不敢开这个会（十二月会议），我不敢讲这个话，不敢写这篇文章，不敢讲伟大的转折点，不敢说蒋介石可以打倒。（《中国元帅陈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第318页）
毛泽东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毛泽东选集》第1139页）”“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毛泽东选集》第1140页）”“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毛泽东选集》第1140页）”。
1948年初，蒋介石鉴于对陕北和山东“重点进攻”的失败，为改变其战略上的被动地位，采取尽可能争取东北、力争华北、集中力量争夺中原的策略，改“全面防御”为“分区防御”，实行所谓“总体战”战略。在中原战场，他调兵遣将，摆兵布阵：将徐州顾祝同、九江白崇禧、西安胡宗南三个集团在中原战场的37个整编师约66万人，约占全国作战部队的三分之一。除以一部分配属8个绥靖区（每区3-5个旅）担任重要点线防御外，其余主力部队组成6个机动兵团和4个快速纵队，集中兵力对付解放军的进攻。这6个机动兵团：邱清泉兵团（整编第5军）驻商丘，胡琏兵团（整编第18军）驻驻马店，孙元良兵团（整编第47军）驻郑州，张轸兵团驻南阳，张淦兵团驻安庆，裴昌会兵团驻潼关。从这的布局不难看出蒋介石的用心，是以陇海、平汉铁路为依托，集中优势兵力对付刘邓大军和华野进军中原的部队，并加强长江防线，确保南京和江南地区的安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史》第4章第4节）
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央军委，为改变中原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被动局面，夺取中原作战的主动权，采取围魏救赵的战略战术，想法缓解中原压力。1月27日，给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粟裕发电指示：为迫使敌人改变中原地区的战略部署，确定由粟裕率华野外线兵团的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这三个纵队随即组成第一兵团），渡长江南下在南方数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吸引敌人20至30个旅从中原战场回防江南。要求粟裕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声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赣边（原新四军老根据地），使敌人防不胜防，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疲于奔命。并为粟裕率部渡江制定了三套方案，特别嘱咐粟裕“熟筹见复。”电报最后说：“此事只先由前委几个同志及叶、王、陶作极机密讨论，不让他人知道。”（《粟裕年谱》301页）这是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继安排刘（伯承）邓（小平）千里挺进大别山之后的“第二次战略跃进”计划。
当时，毛泽东主席把中央军委这个安排告诉了在中央开会的陈毅（自1947年11月8日于成武县的九女集，离开华野指挥机关驻地，到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河北省的武安县冶陶村等），同时也告诉他用5年时间消灭国民党，解放全中国。陈毅听后兴奋不已，赋诗一首：“小住杨沟一月长，平衡左右费思量。弯弓盘马故不发，只缘擒贼要擒王。北国摧枯势若狂，中原逐鹿更当行。五年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粟郎（《粟裕年谱》303页）。”
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 1948年2月19日，中央军委又电示粟裕：“如鲁西南被敌扰乱不能安心休整，一、四、六等三个纵队可考虑移至黄河以北，安心休整两个月。（《粟裕年谱》306页）”
此时的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粟裕，自1948年1月8日，遵照中央军委命令率领华野指战员正在河南省临颖县五里头进行部队休整。接电后，立即意识到，中央军委命令他率领1兵团3个纵队渡江南进，并具体安排他们在黄河以北休整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显然是为了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以配合中原正面战场作战，这一战略行动能否达到预期目的，不仅对中原战场和华东战场，而且对解放战争的全局都会有重大影响。为了更好地执行中央军委赋予的这一新的战略任务，对部队休整的时间和地点都做了详细安排。2月20日，他向中共中央军委并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张云逸、邓子恢、华东局发出的电报中说：“我们为安全休整，便于执行今后任务，决遵军委丑皓①电示，将一、四、六纵（北）渡（黄）河至濮阳周围地区休整（《粟裕年谱》306页）”。
华野濮阳整军司令部文物单位标示碑 2月21日，已有先头部队到濮阳，为华野第一兵团等大部队进驻整军进行具体安排。据华野参谋日记载：“晚上出发，在李桥过河。刮起大风，飞沙走石，日月无光。”“野指（23日）黎明前抵开州（濮阳）东关进孙王庄。”（《粟裕年谱》第307页）
遵照中央军委安排，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第四纵队（司令员陶勇，政委王集成）于2月27日（农历正月18日）北渡黄河到达濮阳（《粟裕年谱》308页）。第一（司令员叶飞兼政委）、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委江谓清）按预定时间，于3月15日也到达濮阳，随即召开纵队干部会议，然后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部署新式整军运动。（《粟裕年谱》309页）。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雷经天）和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政委张藩）随后跟进。参入这次整军的部队近10万人（含部分地方干部），司令部设在濮阳县城东孙王庄王（王炳方）家大院，部队分驻在城内、柳屯、清河头、新习、胡状、五星、岳村、保安、大桑树等集镇及其周围村庄。
3月12日，中央军委电示华野第一兵团：要把遵守纪律、执行政策作为部队整训的主要内容，“教育领导全体指战员保证出动后，不仅在作战上而且在执行党的一切政策上，树立人民解放军的模范。”（《粟裕年谱》第309页）
二、华野为什么选择濮阳整军
中央军委和华野之所以选择濮阳作为整军要地，是因为当时的濮阳已经解放，是革命老区。早在1926年10月就有了党的组织，1927年10月就成立了濮阳县委。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逐渐发展壮大为冀鲁豫解放区。抗日战争胜利时，这个解放区辖区涉及116个县，达2000万人口，成为全国解放区中最大的一块根据地。这里党组织坚强，人民拥护共产党，群众基础好，物产丰富，粮食生产有保障，容易满足人民军队筹集军用物资的需要。党中央、毛主席极为重视该解放区建设。濮阳县是该解放区的腹心之地，南临黄河做天然屏障，是部队休整的理想之地。司令部设在城东孙王庄村。该村主要有孙、王两姓，约1100多口人，20来名党员，党组织坚强能干，党员素质很高，群众基础好。村子周围有一丈多高的围墙，围墙外面有五六丈宽、丈吧深的寨沟，东西南北各有大门。寨墙外西北处有一片约百亩大的柏树林。向西离县城有7华里，西门外有一条通往县城的战壕和一条路。华野整军司令部办公地点，是当时国民党某部督军司令王炳方现盖的单门独院，没人居住，主房三间，东西厢房各四间并有套间，大门朝南，装饰豪华很气派。司令部设在这里舒适达方、行动方便，安全可靠。
华野濮阳整军司令部旧址（王家大院） 从当时华东野战军的实际情况看，充分利用战争间隙，遵照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关于开展新式整军运动要求，静下心来，深入展开一次大规模的新式整军，是非常必要及时的，也是刻不容缓的。自解放战争爆发以来，华野和其他部队一样，是在频繁激烈的战争环境中度过的。从苏中打到苏北，从苏北打到鲁南，从鲁南又转战胶东；为了配合刘邓大军外线出击，又迅速出击鲁西和鲁西南，挺进豫皖苏，战争频繁，甚至有时一天要打几仗，没有时间坐下来进行补充和全面休整。部队中存在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扩充部队时，新战士成分复杂，部分人员带着单纯的复仇和报恩思想进入部队，其军事素质、政治素质都亟需提高；在战争中，补入大批从国民党军中解放过来的士兵；甚至有极少数阶级异己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乘机混进部队；少数干部单纯军事观点和军阀残余作风有所抬头，骄傲自满、享乐思想滋长，民主制度也不够健全，官兵关系不够融洽；部队组织纪律性不强，进入新区后违反纪律现象时有发生。同时，地方土改运动中，个别地方干部有过“左”行为，通过各种社会联系反映到军队，既影响着军民关系，又影响着部队战斗力。部队中这种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等问题，严重影响着这支人民军队的建设。如果不及时彻底解决，要完成党中央、毛主席赋予华东野战军新的战斗任务是根本不可能的。
三、华野整军的三个阶段
华野此时到濮阳整军，不像以往那样进行单纯的军事休整和兵员补充，而是按照毛泽东主席新式整军思想进行的。要在部队中树立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只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才能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才能彻底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广大人民群众只有依靠共产党，支持自己的人民军队，才能彻底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能翻身得解放的建军思想。因此，在军队中，从政治、组织、军事、经济等方面进行一次彻底整顿，是人民战争的需要。3月17日，粟裕在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纵队以上干部参加）作自我检讨示范报告。会议确定处理“三查三整”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基本精神是“以思想改造为主”，对错误的党员、干部“除个别自暴自弃的蜕化分子外，应采取耐心教育与爱护的方针（《粟裕年谱》第309页）”。
对新式整军运动，毛泽东主席明确指示：“这种整军运动，同我党正确地进行着的整党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相结合。”（《毛泽东选集》第1189页）
华野此次濮阳整军，为达到军民一致，官兵一心，就是按照毛泽东主席新式整军思想进行的。主要采取以土改教育为中心，以干部为重点，首先在官兵中组织群众诉苦，在诉苦的基础上进行“三查”，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而后进行“三整”，即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军以团为单位组织实施，土改教育主要是通过学习毛泽东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土地法大纲》等文件，提高广大官兵对土地改革重大意义的认识。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贫苦农民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拔掉穷根的一次社会大变革。只有普遍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农民进行生产、建设和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提高对人民军队支持土地改革必要性的认识，端正态度，做到自觉支持土地改革，拥护土地改革，积极投入到土地改革运动中去。
第一阶段，普遍开展群众性的诉苦活动。诉苦活动采取引苦（引导大家诉苦）、诉苦、挖苦根的方法，逐步引向深入。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坚定部队为土地革命而战，为穷苦大众翻身解放而战的有效方法。
引苦是以连为单位进行的，每个连队让苦大仇深的干部、战士作典型发言，倾诉受地主剥削、压迫的苦难家史，控诉地主恶霸、还乡团残害革命家属的滔天罪行，进行正面教育。弄清贫雇佃农为啥穷，地主为啥富，贫苦农民为啥受剥削、受压迫的道理，激发阶级仇恨，提高阶级觉悟，坚定为土地革命而战，为贫苦农民翻身解放而战的决心和信心。宣传队文工团编出许多充满苦情的文艺节目，配合土改教育，演出节目有《白毛女》、《血泪仇》、《瞎老妈》、《铡刀上的血》、《福贵》等，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普遍进行正面教育的基础上，有计划地组织诉苦活动，把诉苦活动引向深入。诉苦的会场门口上面书写着“诉苦门”三个大字，主席台正中的上方悬挂着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画像，主席台两侧的大幅标语是：在革命领袖面前吐出千年苦水；靠全体同志力量公报血海深仇。会场四周的墙壁上张贴着“借一斗，还三斗，穷人实在难抬头”、“要饭难、讨饭难，狗咬人嫌天天站在大门前”等标语，战士们一进会场，便触景生情，悲惨的往事立刻涌向心头。诉苦会上，有的战士通过战斗中牺牲战友血的联想，有的用自己亲友被国民党反动派、还乡团杀害的血泪斑斑的事实，有的用自己家受地主、还乡团剥削压迫，被迫逃荒要饭，饥寒交迫致使亲人冻死饿死，兄弟姐妹被卖的悲惨景象，控诉反动派，控诉旧社会，控诉地主、恶霸、还乡团的滔天罪行，整个会场沉浸在无比悲痛的气氛之中。有的哭泣流泪，甚至泣不成声。“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为死难的亲人报仇”、“打倒地主、恶霸、还乡团”、“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等口号此起彼伏。把诉苦活动推上了高潮，大会控诉小会忆，把积存内心深处所受的苦水尽情地全部倾诉出来。然后再进行座谈，引导大家挖苦根、找苦源。通过坐谈讨论,从个人的具体苦处出发,使大家认识到:总苦根是封建剥削制度，蒋介石是这个封建剥削制度的总代表，他又依靠美帝国主义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只有彻底推翻压在劳苦大众头上的帝、官、封“三座大山”的统治，穷苦人民才能获得解放。诉苦活动就是这样一步步展开，逐渐深化。把诉苦活动由感性上升到理性，把个人的仇恨变为阶级的仇恨，把个人的苦处变为阶级的苦处，把个人的遭遇变为阶级的遭遇，把悲痛化为阶级觉悟，把阶级觉悟变成实际行动。不少单位出现官兵同诉现象，召开宣誓复仇大会，使群众性的诉苦活动同群众性的练兵、杀敌立功创模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通过指战员诉说各自在封建剥削下的血泪史，使大家形成同仇敌忾的阶级感情。正如朱总司令所说：军队一定要进行诉苦教育，这是政治教育中的群众路线。
第二阶段，在通过诉苦提高阶级觉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动群众，进行“三查”。按照以干部为重点，先干部后战士的原则，通过典型报告，启发自觉检查，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揭露矛盾，揭发错误，对党要忠诚老实。同时，还要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从对土改的认识，从土改中的立场态度和实际表现入手，着重检查地富思想、右倾保命、军阀残余、腐化堕落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而深挖思想根源、社会根源。最后通过三交待，即交待本人历史、交待家庭经济状况、交待社会关系，对照本人所在农村中划分阶级成份的政策规定，评定每个人的阶级出身和本人成份。
第三阶段：在“三查”的基础上进行“三整”，以组织整顿为重点。对党员普遍进行共产党员标准和怎样做一个合格党员的教育，广泛征求党员对支部的意见，并逐个评论党员。在连队班、排组织中，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发展了党员，调整了骨干。连队还改选了支部，实行了民主推荐干部的办法，提拔了大批优秀工农骨干充实到连、排、班基层指挥员岗位上。对少数混入部队的阶级异己分子，进行了妥善处理。通过揭发检举等手段，在坦白从宽的政策感召下，混进部队里的极少数坏分子，说出了自己的罪恶阴谋，进行了惩办处理，进一步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性，纯洁了队伍。
在肃清军阀主义残余方面，4月5日，陈毅在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说，要树立起新的观念，明确各部队不仅是一个战斗单位，而且是一个讲纪律的单位。必须强调政治领导，要发扬一面打仗，一面做好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在新区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要认真开展自我批评，特别是检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问题。他严肃地指出：前委中目前虽然还没有人敢于对抗党的政策路线，但在带头执行党的政策和严格军队的纪律上，问题是十分严重的。当然，检查军阀主义倾向不是要找出一个什么代表人物，而是着重于分析这种错误倾向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从中找出克服的办法。他指出，只要在广大干部战士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领导以高姿态进行深刻检讨，这种错误偏向一定能够克服，在进行自我批评的时候，不要赶时髦，一定要强调用原则解决问题。
从4月10日起，查整运动深入展开，各种问题在较充分揭露的基础上，各纵队以反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为中心，检查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建军路线方面的问题，汲取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办法。针对军民关系，军地关系，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和同级关系）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军阀主义倾向，通过发扬民主，列举事实、找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剖析其原因，进行深刻批判，使广大领导干部受到了深刻教育，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军阀主义倾向同人民军队的本质是根本对立的，反对军阀主义是人民军队建设的长期艰苦的任务。从而提高了他们的政治水平和政策水平，改进了他们的领导作风，增强了团结。同时，也摆正了政治与军事、首长制与党委领导、干部与群众、军事与民主、战争需要与人民负担等方面的政策与理论问题。因而，整个部队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前委内部更加团结，思想更加统一，步调更加一致，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从而，为执行新的战略任务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
按照毛泽东主席的建军思想，陈毅、粟裕精心安排部署的此次新式整军，是一次群众性的思想改造运动，是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过程，也是充分发扬民主，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必然要求。
通过整顿，发扬了民主，纯洁了组织，加强了纪律性和革命团结，部队的思想、作风、组织建设都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战士、干部的思想觉悟有了极大提高，彻底解决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不少战士在誓师大会上发出“坚决为死难烈士报仇！”“为保卫翻身果实而战！”“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的练兵高潮，在教练场上，将士们学习军事技术，进行攻坚、防空、越障、渡河等演习训练。练刺杀、越障碍、跌爬滚打，杀声阵阵，表现出压倒一切敌人、气吞山河之势。官兵一致，众志成城，求战情绪高涨，很多战士流着热泪，怒火满腔地咬破手指写下请战血书，强烈要求上前线杀敌，为死难者报仇雪恨。类似生动事例，举不胜举，充分显示了通过整训所产生的巨大威力和崭新面貌。
通过这次整军，正确处理了军民关系、军地关系、官兵关系、同级之间的关系等，全体指战员政治素质、军事素质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整军期间，军民鱼水情明显加深，部队住在群众家里，铺柴草，睡门板，守纪律，官兵给驻地群众挑水，离别时将借用群众的东西如数归还。驻地群众为指战员们腾房让床，称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濮阳县各级党组织组织群众从几百里外的地方调运给养，各村房东用土特产品慰劳战士，充分体现了老区人民为革命的赤诚之心。此次整军为完成毛泽东主席、中央军委所赋予的渡江南进作战任务，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做好了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粟裕向中央军委“熟筹”而“斗胆直陈”
华东野战军濮阳整军期间，中央军委和粟裕将军都做好了渡江南下的各项准备工作。粟裕遵照中央军委1月27日给他发来电报的指示精神，根据渡江南进的需要，首先加强了司令部建设，建立了司令部的参谋制度，并对机关的组织纪律进行了整顿，压缩了庞大重叠的机构，使首脑机关更加精干灵便，以提高指挥效率。一兵团参谋长张震起草了《四周军事教育休整指示》。在“三查”“三整”之后，进行大练兵，战士苦练射击、投弹、刺杀和爆破等项军事技术，提高战士在水网稻田、丘陵、城市等不同环境下的进攻和防御能力；培训干部山地、河川、水网和城市作战的组织指挥能力；司、政、后、卫生、供应、军械等部门精简机构；研究实施运输、卫勤、弹药保障以及经费供给标准问题、随队地方干部制订发动群众、筹措地方党政机构、发行东南流通券等措施。同时，以多种手段多种方式对敌人进行侦察。为选择渡江地点，派出一个加强营，配备40挺轻机枪，并带200多名干部前往皖南，分头了解当地水情、民情、船只情况等；又派曾希圣、孙仲德分别带领一批干部到皖江地区和巢湖地区一带组织水上工作。考虑到这次是到敌人腹心地区，进行无后方的独立作战，老弱病残者不便随行，于是把年纪大身体又不好的同志集中留下。中央军委从邻近解放区调集了一批地方干部和民工，准备了到新区使用的银元，印制了“东南流通券”等。可以说“万事俱备，只待渡江了”。
作为有全局观念、有战略眼光的粟裕将军，他面对中原、华东乃至江南严峻的军事形势，曾于1948年1月22日，给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发出长达1400余字的电报：“斗胆直陈”自己对改变中原战局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意思是：依托解放区，集中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和陈（赓）谢（富治）中原三路大军与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进行决战，采取打大仗的手段，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消灭在长江以北，然后再渡江南下（《粟裕年谱》第299页）。1月24日14时，毛泽东主席逐句圈阅，送给周恩来、任弼时、陈毅传阅时特别注明：“再送毛。”可见毛泽东主席当时对粟裕的想法是很重视的。周恩来阅后批注：“请陈（毅）考虑，粟所提各项问题，是否需再议一下？（《粟裕年谱》第299页）”1月26日，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给中央军委、粟裕发电说：“粟养②电悉。改变中原形势的关键在于打几个歼灭战。我们目前情况是部队极不充实，弹药亦渐感困难。如无友邻协助，至少将十一师调走，部队集结均发生困难。”“而我们不能集结，使三大野战军陷入跛足状态，尤属不利。改变此不利局面，有赖于友邻协助和新兵早日到来（《粟裕年谱》地299页）”。中央军委综合当时各种情况后，认为在中原地区集中三路大军作战的条件尚未成熟，没有采纳粟裕暂不渡长江南进之建议。于1月27日电令粟裕将部队休整一段时间后，渡江南下采取跃进式转战敌占区，如同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腹内一样，逼迫国民党军20-30个旅回防江南，打乱蒋介石在中原的作战部署。
1948年4月，战争形势瞬息万变，随着各路野战军干部和新兵的补充、部队的新式整军等诸多有利因素不断增长，粟裕将军对整个形势的了解更加透彻，对数月来反复构思的在中原与国民党军打大仗，将其消灭在长江以北的“腹案”也更有信心，结合当时实际情况，又对中央军委1月27日电令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研究。他认为，要改变中原战局，协同全国其他各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的野战军应集中兵力同国民党军在中原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的歼灭战，尽可能地把敌人消灭在长江以北，再打过长江南进比较合适。面对中原强大的敌人，如果他现在率领第一、第四和第六3个纵队渡江南进，到敌人战略后方进行宽大机动作战，这无疑会给敌人以很大震惊、威胁与牵制。但是，也存在难以克服的不利因素。第一，三个纵队加上地方干部和民工，近10万人，渡江后要在敌占区转战数省，敌人必然进行围追堵截，而自己的军队远离解放区，在无大后方作依托的情况下连续作战，兵员的补充，粮草弹药和其他物质的供应，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都将遇到很大困难。第二，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后，可以调动江北部分敌军回防江南，但估计调动不了在中原战场上的国民党主力第5军到江南跟他们打游击，也调动不了在中原战场上的桂系主力第18军和整编第48师。因为，如果他们到江南，蒋介石从派系斗争考虑则认为是“放虎归山”。第三，华野三个纵队渡江后在转战过程中，预计会有约5万人的减员，如果留在中原地区作战，以同样的代价可以歼灭敌军3至5个整编师。第四，从战略角度看，在广阔的中原战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我军应该组成强大的野战兵团。在一个战役中，既要有足够数量的兵力担负突击任务，各个歼灭敌人，又要有相当数量的兵力担负阻援和牵制敌人的任务。当时，中原战场上，中原野战军有4个主力纵队，华野有6个主力纵队，再加上两广纵队和地方武装，是有力量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如果他带3个纵队渡江南进，又调不走敌人在中原的4个半机械化主力师，则势必分散人民解放军在中原的兵力，增加在中原打大歼灭战的困难，这样就难以在短时期内改变敌我兵力比例，削弱敌人的优势，进而改善中原战局。根据上述原因，估计达不到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渡江作战的预期意图。因此，华野3个纵队还是暂时留在中原作战更为有利。
粟裕将军将自己的这构想和谋划同华野一兵团前委一些高级将领进行过多次交流讨论，得到了他们的认同和支持。粟裕曾向张震说：因为我们对全局情况了解不够，贸然提出不同意见，可能会影响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张震回答：为了更好地把军委的战略意图和战区当前的实际结合起来，应当提出建议供军委决策参考（解放军出版社《张振回忆录》第302页）。张震在回忆录中还说：“大家都支持粟司令员的战略构想与周密分析，至于用什么方式向军委、毛主席建议，我们几个人也议论过。开始，想联名发电，后又觉得这样做，似有向军委施压之嫌，还是不联名为好（《张震回忆录》第303页）。
陈毅和粟裕从1947年11月8日，在当时华野驻地陇海路北的九女集分手后，先到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河北省武安县的冶陶，找到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薄一波同志，为华野筹集军粮、军需物资、补充兵员等进行了磋商，后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加中工委会议、到陕北米脂杨家沟参与中央重要决策。于1948年4月2日，返回华野司令部所在地河南濮阳孙王庄村。同行者有饶漱石、康生等。粟裕见到久别重逢的老首长、老战友陈毅同志后，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想法作了汇报，陈毅根据当时战局情况再三斟酌后，觉得粟裕的建议很有道理，他没有公开表态支持粟裕这一建议。他知道粟裕的军事才能，也尊重粟裕的意见。而让粟裕渡江南进是军委首长多次研究通过的，也同自己商量过的，是自己完全赞成的好决策。这时若和粟裕一起联名向中央军委发电再提出改变军委这一决定，显然是不合适的。
陈毅、粟裕二人又同路过濮阳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就华野一兵团暂不过江，留中原打仗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李先念也认为，华野先在黄淮地区打几个大仗，然后再行南渡比较有利（《张震回忆录》第303页）。
为慎重起见，4月16日粟裕又向刘伯承、邓小平发电，提出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打大仗的建议，征求他们的意见（《粟裕年谱》第312页）。
4月17日他仍然主持组建渡江先遣纵队。渡江先遣纵队，由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各抽一个加强营组成（《粟裕年谱》第312页）。司令员是孙仲德，政委是谭启龙。
4月18日，刘伯承、邓小平致中央军委、陈毅、粟裕电中说“从中原形势而论，粟部过江迫使敌人抽走几个师，将发生很有利的变化，于全国战局的发展亦极有利。这个问题决定于自身的准备、过江条件。”“如果过江与自身准备尚不充分，则以迟出几个月为好。”“如果粟部迟出，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场”（《粟裕年谱》第312页）。
看到陈毅、刘伯承、邓小平以及李先念等人对他暂不渡江南进，在中原集中中野、华野兵力打大仗的想法，都抱积极态度。粟裕觉得自己对中央军委1月27日提出的“熟筹见复”时机已成熟。4月18日，把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再一次以个人名义大胆而果断地电告中央军委。准确地陈述自己的想法：在国民党精锐兵团密集的中原地区，敌军虽然兵多将广，又有美式半机械化装备，看起来很强大。但中原地区地势广阔平坦，我军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有人力物力支援，尤其是铁路、公路被我解放军和民兵破坏的情况下，敌人的机械化装备机动性受到很大限制，敌军依靠机械化指挥系统之作用也很难以发挥；我们的军队可以充分发挥徒步行军强的长处，能随时调遣。因此，建议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暂不过江，以刘（伯承）邓（小平）、陈（赓）谢（富治）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采取忽集忽分，分进合击战法，实现战役上的速战速决，求得在近期内有效地打几个大歼灭战，最大限度地把敌人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同时还建议向淮河以南和长江以北派出几个旅或团为单位的游击队，配合中原正面战场作战；向长江以南敌人深远后方派出多路游击队，每路五六百人，消灭敌人的地方武装，摧毁其基层反动政权，破坏敌人的兵源、粮源和其他军事资源，宣传发动群众，以策应解放军在中原地区的作战行动。电报最后仍表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绝不松懈。”
五、中央采纳粟裕建议调整
战略进攻方策
电报发出后，粟裕将军仍然有些担心，因为中央军委已经决定了3个纵队渡江的重大战略计划，而自己却提出相反的意见和建议，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焦急地等候着军委的回电。
中央军委接到粟裕的报告后，对粟裕将军的想法和建议高度重视，特别引起了一直关注中原战局变化的毛泽东主席的高度关注。4月21日急电陈毅、粟裕一起到中央当面汇报。（《粟裕年谱》313页）。
4月25日黄昏，陈毅、粟裕从濮阳出发，经朝城、邯郸、石家庄，赶往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出发前华野前委成员集体送行，表情凝重。他们知道，两位首长是去赶考，要接受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集体质询。
陈、粟4月30日到中央驻地西柏坡后，随即前往阜平县的城南庄，毛泽东等五大书记正在那里开会，这是4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一行长途跋涉，到河北阜平县境内的城南庄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毛泽东主席听到粟裕来了，便大步走出屋门，拉住粟裕的手摇了摇，说：“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粟裕同志。”亲切的乡音，灼热的褒奖，令粟裕很激动，嘴唇翕动着说了声：“主席。”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是这样描述当时场景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正在花山村的一间房子里开会，听见外面有人和警卫人员打招呼，毛泽东立即放下手中的文件，惊喜地对大家说：‘粟裕来了！’在大家起身的同时，毛泽东已经迈开大步，跨过炭盆，迎到门外去了。快步走出院子去迎接下面来的将领，这对毛泽东来说还是第一次。（《历史的直言——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新华出版社2006年6月第二版第144页）”到屋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还有李先念、薄一波等中央领导同志集体听取粟裕将军汇报，当即进行研究。“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采纳他（粟裕）的建议（《粟裕年谱》314页）”。也就是说，最高统帅部改变了原来令粟裕“虎穴掏心”的渡江南进战略，采纳了粟裕的“断其右臂”建议。之后的战争实践证明，这个建议极为重要而正确，使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大为缩短，不到一年时间，解放军的渡江行动不再是一个兵团部队的无后方战略跃进，而成为“百万雄师过大江”，胜利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大进军。粟裕在回忆录中曾写道：党中央领导同志这种处处从战局实际出发，十分重视前线指挥员意见的领导作风，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
5月5日，毛泽东主席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指出：粟裕兵团目前任务：尚不是立即过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粟裕年谱》第314页）。这是最高统帅部对重大战略决策所做的关键性的变动。
朱德和陈毅、粟裕住过的房子
在城南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中央还决定加强中原局领导，将陈毅调往中原战区工作，以邓小平为中原局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同时，成立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毅为第一副司令员；粟裕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
5月7日，毛泽东主席约粟裕谈话，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调陈毅到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工作。粟裕再三请求陈毅留在华野，得知这是中央已经做出的决定后，建议继续保留陈毅在华野的职务（《粟裕年谱》第314页）。5月9日，中央决定，陈毅任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治委员，陈毅在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政治委员、前委书记职务由粟裕代理（《粟裕年谱》314页）。这样，华野的所有重担便落在了粟裕肩上，赋予了他独立统领华野在中原的作战任务。
六、朱德总司令莅临濮阳整军
中央军委领导对粟裕下一步作战行动甚为关心。中央军委为了使粟裕更好地在四个月至八个月时间内，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敌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指示刘、邓以中原野战军为主力在平汉路南段寻机歼敌，钳制国民党军队北援行动做配合。同时，又派朱德总司令到濮阳华野进行视察，指导华野将士做好南渡黄河注入中原后，打大仗的各种准备工作。
朱德与陈毅、粟裕在濮阳合影
5月12日晚，朱德总司令受党中央、毛主席委托，在陈毅和粟裕陪同下，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风尘仆仆地到达濮阳县孙王庄华野整军司令部驻地（《粟裕年谱》第315页）。这是朱德总司令第一次到华野部队视察，将士倍受鼓舞，感到非常荣幸，觉得下一步作战行动非同一般。当晚，朱德和陈毅、粟裕一起住在房东王秀珍家中。
他不顾疲劳，次日便召开会议，听取整军汇报。晚上，朱总司令在一兵团直属队欢迎会上，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对全体指战员的问候和关怀，对华野新式整军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通报了中共中央关于华野领导班子调整的决定和华野近期不渡江南进，而在江北集中兵力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的决定。接着扼要地介绍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强调执行政策和纪律的重要性，最后提出了解放全中国这一光荣而伟大的历史任务，他信心百倍地说：“渡过黄河组织好队伍，在江北打几个大歼灭战，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5月14日，朱德总司令在一兵团连、排、班及战士代表会议上讲话，他说：今天，我代表毛主席、中共中央、军委总司令部来看看中国人民解放军百战百胜的华东野战军全体指战员，你们自从三查三整以来，比以前已经大大地进了一步，认识到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就是说是群众自己的军队，这就是我们打倒蒋介石，使全国人民得到解放、建设新中国的一个很好的预兆和保证。晚上，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在濮阳县东关原冀鲁豫第五中学小礼堂（现在的濮阳县三中南基督教堂）召开，会议由陈毅主持，朱德总司令作《目前形势和军队建设问题》报告。提出对付敌整编第5、18军等国民党主力部队，要采用“钓大鱼”的办法，就是说，要“引敌”而寻机打，“疲敌”而后歼之。他打趣地说：钓了一条大鱼你不要性急，不要一下就扯上来，因为你性急往上扯，大鱼初上钩，尚未疲劳，拼命扯往往会把钩索弄断。可以慢慢同它摆，在水里摆来摆去，把它弄疲劳了再扯上来，这样就把这条大鱼钓到手了。对付敌5军就用这个办法，要用“引”的办法。它来攻，我就退，有条件就阻击一下，没有条件就不阻击，把它拖得很疲劳，弹药也消耗的差不多时，再用大部队去奔袭歼灭它(《朱德选集》）。他指出：部队出来到外线，条件改变了，夺取城市的作战增多了，部队一定要学攻坚战、阵地战。攻坚战的第一条件就是要有准备、要有计划，部队要有一套攻坚的战斗组织；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有时间，把阻援与攻城、打援与夺城的关系处理好；第三个条件就是要有东西，即炸弹、炮弹、手榴弹要充足。在这次讲话中，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央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这是解放战争中的第一次响亮提出的这一口号。粟裕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三条方针（《粟裕年谱》第316页）。会后，朱总司令同华野一兵团的主要同志一起研究作战方案。
5月15日，朱总司令分别接见团以上领导干部，给每人分别赠送了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所著的《向列宁学习工作方法》或《毛泽东选集》。并在封面上亲笔分别题词：“你们要学习列宁”“你们要学毛主席”，鼓励大家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5月16日，朱总司令亲切接见兵团直属各部干部，并同他们一起合影留念。
5月17日，朱总司令在华野兵团司令部召开纵队师以上干部会议，讨论南下作战问题。下午4时，朱德总司令在孙王庄西北地柏树林里召开有干部、战斗英雄、模范及连队士兵代表几千人参加的大会上作报告，又提出“耍龙灯”“钓大鱼”的战略战术，动员渡河南进，鏖战中原，要求部队顽强作战，歼灭敌人主力。还讲到部队的政治工作与组织建设，要求共产党员起先锋模范作用，认真团结非党同志。号召大家提高思想觉悟，明确任务，练好本领英勇杀敌。
朱总司令在百忙之中还深入到连队视察，了解部队军事演习情况，同战士一起研究军事技术，他对战士说：“敌人用技术，我们也要用技术打败他们。所以，平时应该注意学好技术，敌人用什么武器，我们怎么破，敌人如何防御，我们如何进攻，都要很好地研究。（《中共濮阳县历史》低327页）”
朱总司令还挤时间走街串巷了解民情，进行调查研究，当他在濮阳县城四牌楼西一商户家中了解到，濮阳县个别党政干部在执行政策方面有过“左”行为，侵犯了工商业者的利益，影响市场繁荣时，立即指示地方党政部门进行纠正，对濮阳县工商业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
朱总司令在濮阳虽然时间不长，却留下了不少感人故事，一直在濮阳群众中广泛流传。如：“普通一兵”“一枪中两鸟”“朱德濮阳的扁担”等。
朱总司令在华野整军时还留下了光辉诗篇：
寄南征诸将
南征诸将建奇功，胜算全操在掌中。
国贼军心惊落叶，雄师士气胜秋风。
独裁政体沉云黑，解放旌旗满地红。
锦绣河山收拾好，万民尽作主人翁。
5月18日，朱总司令从濮阳孙王庄华野司令部返回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
朱总司令离开濮阳第二天，陈毅根据朱总司令17日动员报告精神，在原冀鲁豫第五中学西北角小楼平台上，召开野战军干部会议，进一步学习毛泽东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落实任务，他在全面总结整训工作时说：通过整训发扬了民主，提高了觉悟，纯洁了队伍，增强了组织纪律性和革命团结。根据新的作战任务，陈毅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部队在前段整训的基础上，结合将要执行的新任务，掀起了大练兵运动，练兵的热情非常高涨，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互教互学运动如火如荼，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大家积极求战，大有“灭此朝食”之慨。
5月29日，华野前委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决议。陈毅代表华野前委作总结报告（《粟裕年谱》低319页）。
为完成新的作战任务，大量歼灭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的机动兵力，进一步发展中原和华东战局，遵照中央军委指示，5月30日粟裕率领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一、四、六、两广、特种兵纵队由濮阳出发，于5月31日渡过黄河，向鲁西南之定陶、成武地区挺进。同日，陈毅与邓子恢带领4700名地方干部离开濮阳，也离开了华野，于6月14日到达中原机关驻地河南省宝丰县皂角树村，与刘伯承、邓小平会合（《粟裕年谱》第319页），到中原局工作。就这样，华野在濮阳完成了历时三个月的新式整军运动，奉中央军委命令，迈着雄壮的步伐离开濮阳，如铁流般地踏上了新的征程。
这次华野在濮阳新式整军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朱总司令亲临整军现场，从士兵到纵队师以上干部逐级进行战略指导和战前动员，在当时全军中是唯一的，是华野辉煌战史上的重要一页。
华野濮阳整军，在提高部队指战员整体素质的同时，也教育整顿了地方干部队伍，也提高了当地贫苦农民支援子弟兵前线打仗的积极性。
濮阳整军是华野部队组建以来，在战争间隙中时间最长，最彻底的一次思想、组织、军事上的整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曾这样评价濮阳整军：“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领导下的濮阳整训，成绩是显著的。首先，干部、战士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普遍提高，积极支持土地改革斗争，支持贫下中农的正义要求，推动了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发展，激发了广大指战员为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而战的自觉性。其次，部队不良倾向得到有力纠正，一度滋长的军阀主义、官僚主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受到严肃批判，违反政策、破坏纪律等现象得到克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第四章第七节）”
七、整训而后战
华野濮阳整军是一次思想、组织、军事上的大整训，通过整训提高了指战员的思想觉悟，纯洁了组织，并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从而，在以后连续几次的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大大缩短了解放战争的进程，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豫东战役：
1948年6月15日，粟裕电请中央军委、毛主席：要打开封。中央军委6月16日复电：“同意，准打开封。”时下，开封城内驻有国民党军第66师一部和地方部队共计4万人。开封战役，6月17日开始，21日晚11时结束。歼敌4万人，毙第66师师长李仲辛，生俘其参谋长，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化妆随百姓逃跑。
6月26日上午——7月6日，又发起睢杞战役，歼灭国民党军区寿年兵团部，活捉兵团司令区寿年和75师师长沈澄年。75师全部、72师一部，黄伯涛兵团大部，被歼敌共5万多人，并给邱清泉兵团以沉重打击，还缴获大量军械及其他军用物资，使中原战场敌我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取得了解放军外线作战第一次大兵团运动歼灭战的重大胜利。极少服气别人打仗功夫的林彪曾评价说：“粟裕尽打神仙仗。”
济南战役：
1948年，济南是国民党山东“剿共”总司令王耀武驻地，有12万人。粟裕命许世友攻打济南，谭震林打阻击。9月20日总攻，9月28日结束，共8天时间，歼敌11万人，王耀武化妆逃跑至寿光被我军活捉。
淮海战役：
随着中原战场的节节胜利推进，中央军委听取粟裕、刘伯承等人建议，决定发起淮海战役，并任命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为淮海战役指挥总前委，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
淮海战役在总前委领导下，自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历时66天，全歼国民党军55.5万人，击毙第7兵团司令黄伯涛，第2兵团司令邱清泉，俘徐州“剿共”总司令杜聿明，兵团司令黄维，只剩下李弥只身逃跑，俘师旅长以上军官79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其中，由粟裕具体指挥的战役，歼敌达三分之二。毛主席曾说：粟裕在淮海战役中是有战功的。
在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在党内已形成绝对权威，敢于独立思考又敢于“熟筹见复”的不同战略构想，粟裕是第一人；所提战略构想被毛泽东主席认可而改变自己原来的部署照下属的建议办，毛泽东是第一次，也是他军事生涯战略决策中唯一的一次。
研究淮海战役的军事专家共认，濮阳整军和粟裕在濮阳逐鹿中原思考形成的战略构想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采纳，直接导致了淮海战役的形成和胜利，促使解放战争胜利提前一年。
（濮阳县老促会秘书长 梁法堂）
参考资料：
《文汇报》、《新周报》、《河南文物通讯》、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工作室编《粟裕年谱》、《中共濮阳县历史》、张震《忆濮阳整训》、解放军出版社《张震回忆录》、少华著《粟裕与毛泽东·陈毅》、刘统著《华东解放战争纪实》、《王郁昭谈华野部队在濮阳整军情况》、任宗尧《对华野一、四、六纵队四八年在濮阳整军情况的回忆》、文学作品《对垒》、郑乃臧 、王楠编著的《粟裕大将》等。
① 按照电报地支代月、韵目代日的惯例。丑，代表2月；皓，代表27日.即中央军委1948年1月27日给粟裕发电报日期。
② 按照电报地支代月、韵目代日的惯例。粟养电，指的是1948年2月22日粟裕向军委发的电报。
